鼓勵生育降低教育成本不妨從以家庭為單元納稅開始

建更多好學校降低教育成本完全是一個偽命題，把母親從社會工作中解放出來，才是降低教育成本最有效的措施之一。

傳說中的三胎政策終于落地。

6年前二胎政策出臺時，就有人呼吁，希望至少放開三胎，甚至全面放開，否則難以遏制人口下降與老齡化的趨勢。

但是這個建議遭到了一些“專家”的反對。當年有專家樂觀地估計，全面實施二胎后，將出現(xiàn)人口的快速增長，新生兒甚至可能出現(xiàn)2000-2300萬的小高峰，堅決反對全面放開人口政策。

遺憾的是，二胎政策第一年，即2015年，新生兒不增反降，僅有1655萬人（2014年1687萬），2016年增長至1786萬，但隨后就開啟下跌模式，2017年1723萬，2018年1523萬，2019年1465萬。2019年的新生兒數(shù)量，已經(jīng)是剔除三年自然災害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數(shù)字。2020年則進一步大跌265萬，僅有1200萬，創(chuàng)下歷史新低。

按此速度，人口出現(xiàn)負增長，也是轉(zhuǎn)眼間的事情。

正是在這個背景下，國家終于下決心放開三胎了。

目前二胎實際是超過一胎的，如何讓人愿意生第一胎是一個根本性問題。

放開三胎，只是增加了育齡婦女基數(shù)，但從二胎政策經(jīng)驗看，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愿意生的問題，否則三胎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。因此，如何采取全方位措施，降低養(yǎng)育成本，鼓勵生育是一個更為緊迫的問題。

在降低養(yǎng)育成本上，大家意見比較集中地體現(xiàn)在兩個方面，第一就是住房為代表的生活成本，第二就是以教育為代表的養(yǎng)育成本與焦慮。

房地產(chǎn)市場我不懂，是一個復雜的經(jīng)濟問題，我簡單談一下我熟悉的教育問題——如何有效降低教育的養(yǎng)育成本問題。

我看到很多專家提出，希望政府部門多建好學校，提供充分的優(yōu)質(zhì)教育資源，以最大程度降低孩子教育成本與教育焦慮。

這個建議聽起來很好，但實際是一個偽命題，也不可能做到。破解這個偽命題，對于找到有效降低教育成本的途徑還是必要的。

表面看，這些專家的建議似乎是成立的，家長各種投入折騰，最后都是為了讓孩子上一個好學校，那么請問，什么是好學校？怎么建？

我們不必和家長較勁，糾正所謂教育觀念的問題，先按普通人的說法，升學率高的，清北率高的就是好學校。

好學校到底是怎么來的？是政府想建立就能建立的嗎？如果僅僅是成立，這還不好辦？只要投入充足，我們建一萬個人大附中、上海中學，1000個清華北大，不就皆大歡喜了嗎？可能嗎？顯然不可能。

為什么？

一所學校的好壞，背后是復雜的社會問題，社會分層問題，并不是由簡單的經(jīng)濟行為決定的，即不是有好的硬件設施，請來好的老師就可以成為一個好學校的。

學區(qū)房是我們仿效美國擇校政策后引進的舶來品，已經(jīng)深刻地反映了這種社會分層。好學校為什么用房子衡量？其實背后是父母，即所謂高尚社區(qū)，富貴人聚集社區(qū)。父母的遺傳、父母的教養(yǎng)，大概率讓優(yōu)秀學生聚集，于是就產(chǎn)生了好學區(qū)。

遺傳影響不小，但是不能改變的，最大的變量就是父母的教養(yǎng)，比如對孩子的高期望，從小的嚴格管束等，促使其養(yǎng)成良好的自律習慣，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等。具有這些品質(zhì)的孩子，在學習上還需要家長操心嗎，學習會差嗎？

因此，我們經(jīng)常說，優(yōu)秀是一種習慣，習慣是誰給的？首先就是父母，核心也是父母。換句話說，優(yōu)秀的孩子是爹媽決定的。但一定要明白，是爹媽給孩子養(yǎng)成了良好的習慣，包括三觀。而不是具體知識的教授等等，否則窮人家一輩子都沒有翻身之日了。

中考、高考激烈的生源競爭也說明了這一點。2019年浙江大學冒著被教育部點名批評的風險，拋出50萬重獎，浙江前100名考生報考浙大即給予獎勵。

日前，中國青年報報道，衡水中學附近的一個縣，為防止優(yōu)秀生源外流，教育局未經(jīng)中考直接把全縣年級前400名學生“用車拉到”當?shù)刈詈玫膬伤k高中就讀，目的只是為了截留優(yōu)秀生源。

在西南某地，中考狀元的獎勵甚至超過了50萬，原因就是這個孩子3年后，大概率會成為清北的一員，為學校賺得無上榮光與市場效應。

也就是說，是優(yōu)秀學生聚集，最后以好的升學率和社會影響成就了好學校。決定性的是生源，而不是因為有好老師、好學校，把大家都鍛造成了好學生。我們不能否認老師和學校在學生成長過程中的重要價值與作用，但不能絕對化學校老師的作用，更不能顛倒主次。

換句話說，從建立更多好學校角度降低教育成本達到鼓勵生育的目的是不現(xiàn)實的。先不說資源有限，即便在投入充分保障的情況下，可以建最漂亮的校舍、請最好的老師，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建成名校，因為優(yōu)秀生源永遠是有限的，而不是絕對的。在廣東，某著名實業(yè)家曾投巨資建設了一所寄宿制學校，至今也未能成為當?shù)氐拿?，二十余年下來，甚至連學生都招不滿。

簡而言之，試圖通過建設所謂名校的捷徑，降低教育競爭焦慮，實現(xiàn)人人上名校的大同社會是不可能的，無論什么時候。名校是一個競爭的結(jié)果，競爭背后是個人的努力奮斗，也是一個社會分層的過程，并非教育部門通過投入就能替代和控制的。

試圖通過所謂建名校降低教育競爭與焦慮，說穿了實際是希望替代、簡化這種社會競爭的過程，以降低教育成本與焦慮，完全不可能，是一個偽命題。

正因此，人大金燦榮教授曾經(jīng)談過一個表面荒唐的鼓勵生育的建議：未來高考中，除烈士子女外，只給多生孩子的加分。兩個孩子各加20分，3個孩子各加50分，4個孩子可以有一個直接上985，父母就選最傻的（也就是成績最差的）一個上985（隱含的是其他幾個更聰明的可以靠加分上985了）。

這個思路與多建名校思路本質(zhì)是一樣的，即直接替代社會競爭，只不過金老師講得更直接，最初我覺得荒唐透頂，但仔細想想專家建名校的建議，背后隱含的目的也類似這個，還不如金老師的直接。

從有效降低教育成本角度，我覺得有更有效和直接的辦法，那便是盡快修改以個人為核算單元的納稅模式，調(diào)整為以家庭為單元。

我們和西方不同，西方基本都是以家庭為單元納稅的，隱含的就是有一個人需要在家相夫教子的，因此一個汽車工人可以養(yǎng)活祖孫三代。我們則不同，目前我們個稅是以個人而不是家庭為納稅單元。一個人工作是養(yǎng)活不了全家的，這就導致“男女各頂半邊天”，父母雙方都要出去工作，家里是沒有人看孩子的，養(yǎng)育成本大增。

如果納稅以家庭為單元，剔除家庭生活成本外再交稅，就更容易鼓勵全職媽媽/爸爸出現(xiàn)，改變家庭的生態(tài)構(gòu)成，有效降低養(yǎng)育經(jīng)濟成本，人力成本的同時，讓一些人愿意生、方便生。這一改變，不僅有利于生育孩子，更有利于家庭的穩(wěn)定與家庭養(yǎng)育環(huán)境的深刻變化。比如學前教育未必就是剛需了。

同時，在計算抵扣項目時，也需要對子女教育消費進行真實有效扣除。目前稅收表面上在這方面有扣除，但實際上只是象征意義，比如對于一個留學生家庭，每月最高只有1000塊錢免稅扣除，實在是荒唐。不知道稅收部門是不知道，還是假裝不知道。更不要提每個月數(shù)千，甚至數(shù)萬的培訓費用。

最后，對于多子女家庭直接補貼甚至免稅。比如三個子女的家庭，每個月發(fā)放生活補貼的同時，年收入50萬以內(nèi)均免征個人所得稅。

我相信，這一簡單易操作的稅收政策調(diào)整，將最大程度解放父母一方，這是最有效的降低教育成本，鼓勵生育的有效措施。

當然，這并不意味著教育部門不作為，教育部門也需要全面清理各種入學障礙，充分保障流動人口就近入學權利，包括中高考。

其次，教育部門也需要根據(jù)我們特殊的國情文化，即承認和面對中國家長過高的教育追求，最大程度在校內(nèi)解決這些教育需求，而不是一刀切地減負：不能多學、多教、多考，把更多教育需求推給社會與培訓機構(gòu)。

同時，教育部門也需要作出必要的妥協(xié)，在不影響就近受教育權利的背景下，平衡家長對于更高教育的追求，結(jié)合拔尖人才的選拔與培養(yǎng)，提供公平透明的擇校渠道（畢竟早慧的孩子培養(yǎng)方式與渠道是不同的，也是中美人才大戰(zhàn)的核心），而不是簡單封殺，讓家長在茫然中如抓救命稻草一樣到處上各種輔導班，制造出更多的教育負擔與焦慮。

最后，我想提醒家長，孩子優(yōu)秀與否，決定性的是自己，不是學校，與其拼命擇校，不如拼命做一個好家長，從小給孩子培養(yǎng)良好的行為習慣，最后達到不用揚鞭自奮蹄的效果。

在過度重視孩子的中國文化影響下，獨生子女家庭環(huán)境實際上已經(jīng)嚴重扭曲正常生活成長環(huán)境，很多孩子的“獨”與自私在父母的過度關注下，幾乎是天然的。

相比獨生子女，一個多子女的生活環(huán)境更容易養(yǎng)育一個健康的孩子，從這個角度講，多幾個孩子，養(yǎng)育成本實際更低，尤其是時間成本上。

當有三個孩子時，就不必花太多時間陪孩子干這個干那個了，兄弟姐妹的陪伴、嬉鬧與摩擦，更容易讓孩子從小學會妥協(xié)、忍讓、平衡、斗爭，孩子們也容易在對父母的“爭寵”中，勤奮自律。

從這個角度說，為了一個優(yōu)秀的孩子，健康的孩子，那就多生一個，多養(yǎng)一個，其實更輕松。

來源：搜狐網(wǎng)